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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法院公布十起環境資源案件(下)
來源:河北工人報 時間:2019-6-17 10:09:24 瀏覽:28次

■水泥池儲存廢酸40余噸   

邯鄲市雞澤縣人民法院審理的檢察院訴賀存澤刑事附帶民事公益訴訟案

公訴機關暨附帶民事公益訴訟起訴人河北省雞澤縣人民檢察院,以賀存澤為被告,向雞澤縣人民法院提起訴訟。

2017年7月份,賀存澤與牛少飛(另案處理)、胡計民(另案處理)在雞澤縣風正鄉東六方橋東北一廢棄養殖場院內,用自建的一個長26.5米、寬3.6米無防滲漏措施的水泥池儲存廢酸40余噸。后該池子發生坍塌,導致部分廢酸滲漏造成土壤污染。經邯鄲市環境監測中心站監測:坍塌處液體酸度(甲基橙)濃度均值為1.17×105㎎/L。2017年10月1日至7日期間,雞澤縣環境保護局采取應急處置措施,將該池中廢酸液體28.04噸和廢酸滲漏受污染的土壤14.25噸全部裝入桶內封存,并聯系廊坊萊索思環境技術有限公司進行處置,處置費用共計人民幣293598元。

法院認為,被告人賀存澤在未取得危險廢物經營許可證的情況下,非法處置危險廢物達40余噸,對環境造成嚴重污染,其行為構成污染環境罪。公訴機關指控罪名成立,予以支持。檢察機關向法院提起公訴時一并提起附帶民事公益訴訟,符合相關司法解釋的規定。刑事附帶民事公益訴訟起訴人主張的事實清楚、證據充分,對其訴訟請求予以支持。辯護人稱被告人賀存澤在本案中起次要作用,系從犯,可依法從輕處罰;本案的工業危險廢物處置費用應由共同侵權人承擔,目前不應被告人賀存澤一人承擔的意見。經查,被告人賀存澤伙同他人非法處置危險廢物的共同犯罪中沒有明確分工,沒有主次之分。故對辯護人認為被告人賀存澤系從犯的意見,不予采信。因刑事附帶民事訴訟具有依附性,如同案犯在逃,其刑事責任尚不明確的情況下,不能將其作為附帶民事訴訟被告人,對其進行缺席審判;《中華人民共和國侵權責任法》規定,二人以上共同實施侵權行為造成損害的,應當承擔連帶責任;支付超出自己賠償數額的連帶責任人,有權向其他連帶責任人追償。本案中被告人賀存澤承擔工業廢物處置費用后,可向其他連帶責任人追償。故對辯護人的意見,不予采信。鑒于被告人賀存澤在案發后主動投案并如實供述,系自首;可依法從輕處罰。故對辯護人認為被告人賀存澤具有自首情節可依法從輕處罰的意見,予以采信。《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辦理環境污染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一條第一款(二)的規定,非法排放、傾倒、處置危險廢物三噸以上的,應當認定為嚴重污染環境。鑒于被告人賀存澤到案后認罪、悔罪態度誠懇,依法酌情從輕處罰。

遂判決:一、被告人賀存澤犯污染環境罪,判處有期徒刑十個月,并處罰金人民幣五萬元;二、被告人賀存澤于本判決生效后十日內支付污染環境處置費用共計人民幣293.598元。

■非法獵捕野生鳥類26只 

石家莊市平山縣人民法院審理的檢察院訴閆來明刑事附帶民事公益訴訟案

公訴機關、公益訴訟起訴人河北省平山縣人民檢察院,以閆來明為被告,向平山縣人民法院提起訴訟。

閆來明在未取得任何合法獵捕證的前提下,于2018年2月20日至3月4日,在禁獵區河北冶河省級濕地公園平山縣冶河流域平山鎮川坊村段北岸麥地里,使用投放毒餌克百威(別名呋喃丹)的禁用方式,非法獵捕野生鳥類26只。經國家林業局森林公安司法鑒定中心鑒定,其中,殺害的鳥類包括國家二級重點保護野生動物小天鵝1只(胃內容物檢出呋喃丹成分),國家保護的重要生態、科學、社會價值的“三有動物”綠頭鴨21只,羅紋鴨2只,綠翅鴨2只。平山縣林業局認定,本案涉及野生動物基準價值共計為15500元。閆來明將上述鳥類26只存放于家中冰柜,現已被平山縣森林公安局扣押。本案審理期間,被告人將賠償款15500元交至法院。

法院認為,被告人在未取得任何合法獵捕證的前提下,為謀取不法利益,使用投放毒餌的禁用方式,非法獵捕野生鳥類26只。被告人的行為已構成非法獵捕、殺害珍貴、瀕危野生動物罪。關于被告人辯稱小天鵝是其撿拾的辯解,經查,被告人前兩次供述對作案地點、作案方式、作案對象及指認獵捕鳥體均作過相互一致的供述,且國家林業局森林公安司法鑒定中心檢驗小天鵝體內檢出呋喃丹成分,現被告人的上述辯解,無證據證實,不予采信。被告人認罪態度較好,主動交納賠償款,可酌情從輕處罰。被告人閆來明非法獵捕行為直接導致國家保護的野生動物數量減少,破壞了生物多樣性和生態平衡,損害了生態環境,侵害了社會公共利益,應承擔相應的賠償損失、賠禮道歉責任。

遂判決:一、被告人閆來明犯非法獵捕、殺害珍貴、瀕危野生動物罪,判處有期徒刑一年,緩刑一年,并處罰金人民幣10000元。二、被告人閆來明在判決生效后三日內賠償損失15500元,予以上繳國庫。三、被告人閆來明在判決生效后十日內在省級媒體上公開賠禮道歉。

■打工者耕地內挖坑取土  

保定市安國市人民法院審理的檢察院訴霍更田刑事附帶民事公益訴訟案


公訴機關暨公益訴訟起訴人安國市人民檢察院,以霍更田為被告,向保定市安國市人民法院提起訴訟。

2016年9月份,因曲港高速公路路基建設用土,霍更田受雇于施工方,組織指揮施工人員,在未取得相關部門許可的情況下,從安國市北段村鄉西照村村南耕地內挖坑取土,充填高速路基。經保定市國土資源局鑒定,該行為破壞耕地面積23.91畝,深度9米,原耕地耕作層消失,恢復原種植條件非常困難,達到嚴重破壞程度。2018年6月29日,河北曲港高速公路開發有限公司將人民幣500萬元存入土地復墾費用監管協議中指定的三方共管保證金賬戶。安國市人民檢察院委托專業公司作了所破壞的耕地復墾方案報告書,認定復耕費用為329.53萬元。

法院認為,被告人霍更田違反土地管理法規,非法占用耕地挖沙,造成23.91畝基本農田嚴重毀壞,其行為已構成非法占用農用地罪。公訴機關指控的罪名成立。被告人的行為造成了耕地被破壞,其不僅應承擔刑事責任,還應承擔相應的民事侵權責任,對附帶民事公益訴訟起訴人的訴訟請求應予支持。被告人霍更田自愿認罪,從輕處罰;其積極配合協調河北曲港高速開發有限公司交納復耕保證金,從輕處罰。被告人悔罪態度較好,社會危害性較小,依法可適用緩刑。

遂判決:被告人霍更田犯非法占用農用地罪,判處有期徒刑一年,緩刑一年六個月,并處罰金人民幣八萬元;霍更田于判決生效后三十日內恢復耕地或支付復耕費三百二十九萬五千三百元,支付鑒定費二萬元。

■盜掘古文化遺址        

石家莊市行唐縣人民法院審理的檢察院訴季二會等被告人刑事附帶民事公益訴訟案


公訴機關、公益訴訟起訴人行唐縣人民檢察院,以季二會、高利波(曾用名高波)為被告,向石家莊市行唐縣人民法院提起訴訟。

2017年7月的一天晚上,張海強(在逃)與季二會經過商量決定到封崇寺盜掘文物,賣出得款后再進行分配。先由二人到封崇寺的盜洞進行查看,然后,由張海強提供食宿及作案工具,季二會與陳金生(在逃)、高立鵬(在逃)對封崇寺內的塔基石刻進行盜挖。高利波參與后與季二會共同到洞內打眼、拆除、運輸,將拆下的石頭先運到張海強家,后又運到高利波家藏匿。2017年11月9日,二被告人再次準備到洞內挖掘時被公安機關抓獲。期間,二被告人持續多次盜掘,將塔基粉粹成不規則多塊,致使塔基遭到嚴重破壞。案發后,張海強委托他人將盜掘的塔基石六塊上交到行唐縣公安局。

法院認為,被告人季二會、高利波行為已構成盜掘古文化遺址罪。二被告人有共同犯罪的故意與行為,構成盜掘古文化遺址罪的共犯。二被告人的辯護人提出該案認定的罪名證據不足,被告人系從犯,且屬犯罪未遂。經查,本案盜掘的封崇寺被河北省人民政府文件明確列為省級文物保護單位,是否向國務院報備及是否設置保護標志并不影響文物的級別,不能據此定性為盜竊罪;被告人季二會積極參與預謀、查看地形,后又參與了挖掘塔基的全過程,高利波參與了大部分盜掘過程,又將盜掘的基石藏匿在自己家里,二被告人在本案中均起主要作用,不應認定為從犯;盜掘古文化遺址罪系行為犯,而非結果犯,只要實施了盜掘行為,不論是否對古文化遺址造成嚴重破壞,不存在未遂的情況,其次,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辦理妨害文物管理等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八條第二款規定:“實施盜掘行為,已損害古文化遺址、古墓葬的歷史、藝術、科學價值的,應當認定為盜掘古文化遺址、古墓葬罪既遂。”此規定只是明確了該幾種情形應當認定為犯罪既遂,而并非沒有損害歷史、藝術、科學價值就應當認定為未遂,辯護人據此規定認為二被告人的行為系犯罪未遂不妥。故對辯護人提出的公訴機關認定的罪名錯誤、二被告人系從犯、犯罪未遂的辯護意見不予采納。鑒于二被告人認罪態度較好,系初犯、偶犯,在量刑時酌情予以從輕處罰。被告人季二會、高利波盜掘的古文化遺址構成當地生態環境的一部分,又是不可再生的文化資源,其犯罪行為嚴重損害了國家和社會公共利益,應當承擔相應的民事賠償責任。由于該案中損壞的文物無法修復到損害發生之前的狀態,可以采用替代性修復方式。行唐縣文物保護管理所制定了替代性修復措施并作出所需費用預算為46267.10元。因此,二被告人對該替代性修復費用應予賠償。

遂判決:一、被告人季二會犯盜掘古文化遺址罪,判處有期徒刑十年,并處罰金人民幣一萬元。二、被告人高利波犯盜掘古文化遺址罪,判處有期徒刑十年,并處罰金人民幣一萬元。三、被告人季二會、高利波共同賠償損壞文物的替代性修復費用46267.10元,由公益訴訟起訴人行唐縣人民檢察院接收。

■超審批容積率建房      

未補繳土地出讓金

承德市圍場滿族蒙古族自治縣人民法院審理的檢察院訴圍場滿族蒙古族自治縣國土資源局行政公益訴訟案


公益訴訟起訴人圍場滿族蒙古族自治縣人民檢察院。被告圍場滿族蒙古族自治縣國土資源局(以下簡稱圍場縣國土局)。第三人王新豐系福盛佳股東,法定代表人。第三人張艷玲系福盛佳公司股東。

2009年,圍場縣國土局與原圍場滿族蒙古族自治縣福盛佳房地產開發有限公司(以下簡稱福盛佳公司)簽訂《國有建設用地使用權出讓合同》兩份,將兩宗土地出讓給福盛佳公司開發建設清馨花園小區。工程已竣工驗收交付使用。2016年11月23日,圍場滿族蒙古族自治縣住房和城鄉規劃建設局(以下簡稱“圍場縣住建局”)向圍場縣國土局發函,稱福盛佳公司開發建設的清馨花園小區超出審批容積率0.3197,要求圍場縣國土局及時向福盛佳公司征繳應補繳的土地出讓金。2016年10 月26日,圍場縣國土局委托承德天順土地評估有限公司評估,評估認定需補繳的土地出讓金為403.72萬元。根據評估的結果,圍場縣國土局三次向福盛佳公司發出催繳通知,但三份通知書均未載明具體繳納期限、方式、地點以及如有異議救濟的途徑及期限等,在三份通知書送達回證上不能送達理由一欄中注明“電話通知王新豐,因王新豐在外地無法簽收(領取)”。圍場縣國土局于2017年1月7日,向圍場縣法院提起民事訴訟,請求判令福盛佳公司繳納土地出讓金403.72萬元。圍場縣法院經審理認為該案不屬于民事案件受案范圍,裁定駁回圍場縣國土局的起訴。圍場縣國土局收到該裁定后未提起上訴,該民事裁定書現已生效。2017年8月25日,圍場縣檢察院向圍場縣國土局發出檢察建議未果,遂依法提起行政公益訴訟,訴請判令被告圍場縣國土局履行法定職責,追繳福盛佳公司欠繳的土地出讓金403.72萬元。

福盛佳公司于2008年9月27日登記成立,股東有王新豐、張艷玲,法定代表人為王新豐,經營范圍為房地產開發與經營、建筑材料銷售。2017年10月25日,因公司決議解散,在登記機關申請登記注銷。圍場縣國土局又委托承德市弘正土地評估有限公司重新評估,該評估公司于2018年1月2日出具評估報告,評估結果顯示需補繳的土地出讓金為332.73萬元。

法院認為,圍場縣國土局具有對福盛佳公司征繳應補繳土地出讓金的法定職責。在圍場縣住建局向圍場縣國土局函告福盛佳公司在涉案清馨花園小區項目建設中,存在超容積率建設,應及時征繳土地出讓金后,雖然其進行了對涉案土地價格評估、向福盛佳公司進行催繳、向法院提起民事訴訟、上報縣政府討論等一系列工作,但始終未通過作出行政處理決定或通知義務人限期履行,且在義務人不履行時,未向法院申請強制執行等有效措施予以征繳,在公益訴訟人向其發出檢察建議后,仍未對涉案土地出讓金征繳采取法定措施,涉案國有資產仍處于受侵害狀態,致使國家利益受到損失。據此應認定圍場縣國土局存在不履行法定職責行為,故公益訴訟人請求判令被告履行征繳涉案土地出讓金法定職責的訴訟請求,應予支持。

遂判決:責令被告圍場滿族蒙古族自治縣國土資源局在本判決生效后60日內履行向第三人王新豐、張艷玲征收土地出讓金的法定職責。

■本報記者賀耀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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